巴中文化交流网
站内搜索:

一场尚未完成的对话

【2017-09-28 10:14:25】【来源:中国文化报】【字体: 】【颜色: 绿

   张 龙

  “我家想养几只羊,但买不起,我姨家有羊,就把一只老母羊借给我们养着,下了小羊羔,再把老羊还给她家,我们留下小羊。”这不是某个小说的开头,而是旅美社会学者陈心想对儿时生活的回忆。这种“借羊”的经历,在留洋的中青年学者中大概并不多见。或许也正是这种从农村走向城市又走出国门的人生经历,让陈心想对中西、城乡间的比较尤其敏感,并最终促使他写出《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所引的“借羊”情节,就是书中讨论“人情与货币”时举的一个例子。

  当陈心想谈论“走出乡土”时,问题都是从费孝通的分析开始。尽管两本书的写作相距近70年,但是费孝通建立在中西社会比较之上的概括大都依然有效。最重要的例子,大概就是《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差序格局”了。这一概念与“团体格局”形成对照,指的是中国社会那种以个体为中心、向外层层扩散、边界具有弹性的结构。而“团体格局”中的个体之间具有相对的平等性,并且团体边界也更为清晰确定。“差序格局”的概念现在看也是抓住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要害,且助于我们理解许多“中国特色”的现象。

  比如,陈心想在《走出乡土》中提到,在中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戚关系中,向来不缺“见风使舵”的“势利眼”这号人。如果按照费孝通的分析,这或许不应归于“世风日下”或“道德败坏”,而更像一种“社会结构性”产物:“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换言之,亲戚关系中“势利眼”的盛行或许可以归因于中国社会关系的伸缩性特征,即是否称得上“亲戚”是依情况而定的。一旦得势,八竿子打不着的都会攀关系,乃至于“鸡犬升天”;而一旦失势,则马上树倒猢狲散,唯恐避之不及。但在一个更加讲究个体权利与彼此界线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不会如此模糊不定。陈心想针对这一现象评价:“这种势利眼在西方社会难道就不存在?不是。但在乡土社会里,因为利益是随着亲疏厚薄关系网分布的,所以更为明显。”

  生活在同一情境下的人,容易将周遭的很多事情当做“理所当然”并将其忽略,但对不同情境的比较却可以照亮不易察觉的事实。与费孝通类似,中西不同社会的经历给了陈心想进行比较的基础,而陈心想更有“优势”的,是写作时经历了又一场新的社会剧变,可以将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与70年前做一比较。如果说“差序格局”所概括的是乡土中国中具有延续性的部分,那么,发生的真正的变化就更不难发现。比如,从乡村精英的变迁,到基层治理的演进,再到道德观念的更新,一起构成了乡村变化的立体图景。

  陈心想在《走出乡土》后记中说,这是一次“缺席的对话”。这种对话只能是针对于文本,并且主要还是单向的。而在这次“缺席的对话”中,我认为最大的亮点有两个:一是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二是作者针对费孝通的观点提出的自己的思考。

  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是相对独特的。就像我开头所说的那样,既“借过羊”又“留过洋”的研究者能有多少呢?而在写作中,他不时地举出自己生活中的例子,让他的叙述更为生动。比如,在谈到乡村精英时,他讲到村中负责婚丧仪式与纠纷调解的“头人”;而讲到地缘观念时,他则举出自己在美国加油站的遭遇,说明美国人也认可“老乡”。

  论辩是“对话”的应有之义。在书中,陈心想提出了一些不同于费孝通的意见,从而展现出了一种宝贵的批判精神。比如,在第十章讨论“无为政治”时,陈心想就直言费孝通关于传统中国“无为政治”(即“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更像一种理想的无为状态,正如诗人笔下美丽的田园生活,只在艺术家的想象和作品里吧”。类似的讨论还有很多。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我认为它在观点上的对话似乎远远超出对现实社会的观照。或者说,作者在理论层面上的发散与思考很多时候压倒了对于经验现实的把握。尽管陈心想曾经有着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并且做过至少两项完整的农村研究,但是,他对书中涉及的一些社会现象还是有点“印象式”风格,缺乏深入系统的经验研究。

  其实,一次对话并不是终结。《走出乡土》就像一个邀请,呼唤更多时代的亲历者参与到对话中来。

  (陈心想著《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17年4月出版)

【责任编辑:苦菜花】
页面功能:【打印】【关闭